从连长到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农事资讯奥门巴黎人手机app:

作者:巴黎人-时政资讯

        春节期间,林毅夫被证实将担任世界银行“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有不少观点认为此事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莫大的关联,此举将加强世行与中国政府的联系,并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固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林毅夫本人的思想符合世界银行一贯的操作思路所致。

由于林毅夫的“台湾背景”如此传奇,人们多认为,林毅夫在大陆左右逢源的际遇有浓厚的“台湾因素”。但这种判断看似合理,却与实际情况差之千里。

1979年5月16日夜,林毅夫从金门游泳至厦门,据称当时“抱着篮球”。后来到北京大学,1982年,林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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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不是银行,而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其工作的重点是实现联合国成员国于2000年达成的新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的减贫工作上。那么林毅夫的经济学思想中到底有哪些是世行看重的呢?

无论是港台还是欧美媒体,在报道林毅夫即将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新闻时,都会在介绍林毅夫个人背景时,不惜篇幅地提及林毅夫极为特殊的“台湾背景”。台湾亲绿营媒体甚至对林毅夫统统用上了“叛逃军人”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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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第一波高潮是大量乡镇企业,红帽子的集体企业和个体户的涌现,是对产权至上论的绝佳注释。一直到“郎咸平风暴”,人们大规模反思产权至上论带来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张维迎、周其仁等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出了“国有制无效论”,但林毅夫对此观点有所保留。林毅夫认为,如果市场环境完善同时企业能获取利润的话,那么产权形式并不是主要的,因为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国内对林毅夫经济思想总结较为精到的文章,《林毅夫:从自生能力到新农村运动》(羽良著)一文总结道:产权是否私有与企业自生能力并无充分必要的关系,“市场先于产权”是“企业自生能力”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更进一步,林毅夫将“企业自生能力”同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概念结合起来,认为“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 世界经理人商业频道[]

林毅夫原名林正谊,生于台湾宜兰。在蒋经国主政期间,以台湾大学在校生身份从军,从此在台湾名声大噪。不想,身为“模范军人”的林毅夫会在1979年突然选择从金门岛泅渡大陆“叛逃”,并从此在大陆扎根转行成为职业经济学者。自1949年后,“投共”至大陆的台湾人士并非林毅夫一例。在有军人身份的“投共者”中,林毅夫的军职既不重要,也不显赫。在这些人中,也只有林毅夫完全抛弃以前的身份,成功作出了身份转型。因此,林毅夫今天的成就,虽不排除台湾因素,但更多源于他个人出色的学习能力和政治悟性。

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最近,经济学界一场十年前的争议再起,这是一场关乎中国走什么发展道路的争议。争议的双方,一方是十年前死去了杨小凯,另一方则是中国官方经济界代表人物林毅夫,活人无法与死人面对面论战,另一个中国自由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张维迎接过了杨小凯的战旗继续了这场论战。这场历经十年的论战源自于杨小凯关于新兴国家的“后发优势”观点的提出。十年前,在众口一词认定新兴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方面可以直接运用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而具有“后发优势”的时候,唯有一位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者杨小凯独树一帜认为新兴国家的发展,如果按照这种“后发优势”单独致力于经济发展,那么,经济的暂时成就可能反过来成了制度改革的挡箭牌,最终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后发优势”便转化为“后发劣势”。为了避免这种“后发劣势”,杨小凯主张新兴国家须先进行制度变革,为经济变革扫清制度障碍。而林毅夫作为“后发优势”的倡导者则完全不同意杨小凯的理论观点,他认为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最优的制度,因此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前,预设的制度是不可靠的,新兴国家应当先行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经济,为制度变革打下经济基础。制度改革先行还是经济改革先行成为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

        事实上,林毅夫与张维迎等人的区别在于,“市场完备条件下的自生能力论”比“私有产权条件下的市场有效论”为政府的腾挪转移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企业自生能力”不强调私有产权,从而为政府主导经济和产业政策,乃至为国有企业强势参与市场竞争预留了充分的接口。其后,国资委的成立和发改委的升级,也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留下了空间。羽良先生指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为国有企业的再造并重获经济领域主导地位,提供了最实际的理论和政策支援。

追溯一下林毅夫的求学经历,再对比一下他回到大陆之后的理论建树和政策理论,会发现一些颇值得玩味的东西。林毅夫留学于美国的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可以说,广为人知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核心宗旨便是“小政府+大市场+彻底的私有产权”。照常理而言,身为芝派的嫡传弟子,林毅夫本该对中国经济改革持偏重于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最核心的两个议题上———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经济改革,林毅夫不仅不是私有化的倡导者,而且与张维迎、茅于轼等坚持国企、土地私有化主张的学者发生了较为激烈的理论冲突。

之所以有此任命,“因为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1月25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对《财经》记者确认了这一消息。

十年前,“后发劣势”论者杨小凯英年早逝,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并未因此而被人淡忘,这场争论其实始终没有停止过。“后发劣势”派的代表人物从杨小凯变成了张维迎。

        从自生能力的观点出发,林毅夫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看法也并不指向土地产权问题,而是认为国家通过财政在广大农村也大有可为,例如可以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不管是企业自生能力还是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述,林毅夫都为政府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这也是林毅夫的理论容易被接受的理由之一。

在林毅夫看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所坚持的“先明确私有产权,而后才能有完备的市场竞争和企业效率”的主张,放在中国并不一定完全合用。林毅夫的理论主张从一开始就牢牢地立足于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仍将长期存在的基础之上,以至于林毅夫理论主张的政策意味要远较其他学者来得浓厚,也远较那些带有激烈体制变革意味的主张来得更富于可行性。在国有企业统统占据各行业上游主导甚至垄断地位的今天,林毅夫早在十几年前便提出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简直就是为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所作的最完美的理论阐释。抛开理论上的细节而言,林毅夫提出“企业自生能力”这一在内涵上既能包含私有产权,在外延上又能模糊所有制性质的理论创见,既有他构建富于个人独创性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考虑,也有他对中国改革实践长期观察的现实考量。林毅夫的理论建构天赋和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令人叹为观止。而他能有这等令人瞩目的作为,又岂是一个“台湾背景”所能涵盖的?

此前,林毅夫本人对《财经》记者表示,在任命正式公布前,他不会对此发表任何肯定或否定意见。

对于林与张争论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差别在于先发展经济还是先搞制度改革上,认为两人之间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好比胡罗卜和大棒,只不过一个认为要先耍大棒而另一个认为要先喂胡罗卜而已。比如,华夏时报的水皮就认为林毅夫和张维迎,一个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个则是认为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将凯恩斯学派和亚当斯密都统一到了马克思的门下了。还有的人认为这种争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既然经济和制度都要改,迟改早改就没有那么重要。就好像木匠做一张桌子,差别只是先做四条腿还是先做桌面,无论怎么做,最终装配在一起,桌子都是一样的。

        依*政府,正是世界银行一贯的思路,林毅夫的理论正好符合世界银行的运作思路。甚至这种强调政府作用的理论,在法律体系执行效率低下和体制改革没有进一步推动的情况下,长期来看是不是有利于中国贫富差距的缩小,依旧是存在疑问的。因此,即便林毅夫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并且通过其思想影响了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运作思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中偏重政府的力量,就可能会忽视启动地方底层的资源和力量。

除去对林毅夫个人资历的考量,世界银行各国股东间的利益博弈格局,或也能从对林毅夫的任命上一窥一二。自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是世界银行的绝对大股东,欧洲和日本政府的股份比例其次,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持股份份额相对要低得多,在世界决策上缺乏真正的发言权。佐利克在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时候,素以共和党中的“知华派”闻名,既然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持股比例不甚现实,那么延揽一位资历雄厚,又可以摆平各方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出任世行要职,可谓“四两拨千斤”的高招。因此,林毅夫出任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看似机缘偶然,实是水到渠成。

但人们同样相信,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林毅夫都将接受任命。

但是,事情真得如此简单吗?当然不是。要不然这场争论也不会一争十年没有结果,活人接着死人继续争。浮尘先生认为,林毅夫与张维迎之间的分歧是根子上的、本质上的、不可调和的,也是全方位的。下面浮尘先生将全面分析这场争论的要点所在。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看法,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应该从效率标准转向自由标准。尽管从效率上看,林毅夫提出的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大有可为的做法可能对经济发展也非常有效率,但“以自由看待发展”,发动地方本身的资源,扩展底层老百姓的选择是更为重要的。

林毅夫现在正式的官方头衔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兼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目前跻身体制内的中共党外人士中,林毅夫的资历、能力,较之万钢、陈竺等人毫不逊色。尽管身为无党派人士,但林毅夫既有足够的台湾背景,又拥有足够影响台湾的国际声望,加上其出色的政策能力,极有可能在其世行之旅之后,在政坛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这,恐怕才是亦学亦官的林毅夫真正的“野望”所在吧。

事实上,佐利克告诉记者,他本人与林毅夫也有接触,“我经常去北京。”据悉,在佐利克被任命为世行行长后,于2007年12月首次访华时,即与林毅夫有过面晤。当时,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2007年10月任满后,空缺尚无人填补。

根据双方争论的要点,在下面八个方面,双方分歧严重。

一位接近林毅夫的人士认为,林可能会在2008年北京大学春季学期结束之后,于五六月间到世行履新。

一、关于政府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林毅夫传奇

核心观点:政府不干预不可或缺,不干预则经济必然失败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县,曾就读于台湾大学、政治大学,1978年获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学位。毕业后从军,任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

“我从来没有反市场。”林毅夫说,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按照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强调有为的政府,但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林毅夫称,“所以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说明何种干预是正确的,何种干预是越位的,不做那些事情就变成缺位、失位了。新结构经济学中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就是想解决政府如何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问题。如果因为怕政府越位就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那政府不就必然是缺位、失位了吗?这也是为何在和维迎的争论中,我说政府干预可能失败,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的原因。”

1979年5月16日夜,林毅夫从金门游泳至厦门,据称当时“抱着篮球”。后来到北京大学,198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访华讲学期间,林被委派担任其翻译,并获得赏识。1982年,林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首批赴美留学生。

核心观点: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最好不干预经济,政府的职能在于创造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

1986年,林毅夫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进行一年博士后研究后,林回到中国,先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处工作。1994年,林毅夫与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共同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

张维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学派,他认为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实质上是有害的,他说:“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

林毅夫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杰出代表,林毅夫一直以来颇受国际学界推崇。

张维迎也需要政府,但是,他心中的“政府”,不是直接“制定产业政策”之类的停留在“术”层面的机构,而是保护自由、保护财产权。他认为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必然倾向于成为坏政策,应当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林在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等发表论文,对中国上世纪50年代末“大饥荒”成因及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制作出解释,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这是政府存在的最重要的作用。”张维迎说,只有在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市场才能够有效运行。“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制度环境。”

在长期研究中,林毅夫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经济发展的见解,认为一个国家遵循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其企业才能具有“自生能力”,经济才能实现最优发展,他将此总结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或“比较优势理论”。

张维迎在2013年11月的人文经济学会上说,市场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自由、财产权和企业家精神。“这些要素其实都需要法律的保护,这就是政府要履行的职责。”他在那次访谈中说,“自由需要法律保护,财产安全需要政府保护,企业家精神只有在相对稳定的产权保障环境下,才有可能迸发出来,然后变成创造财富和创造价值的力量。这也是政府的意义所在。”

上世纪90年代末,林毅夫建言开展“新农村运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同时也可在当时通货紧缩的条件下拉动内需。这成为数年后“新农村建设”的先声。

林毅夫斩钉截铁地说: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是有其底气所在的。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真正做到了不干预经济。这也是张维迎坚持自由主义经济的可贵之处。张维迎坚守着纯粹市场经济的底线,但他关于政府只管政治,不能干预经济的做法在实际中找不到实际的例子,也许永远也找到。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断定张维迎是错的,因为,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带来最好的效率这个事实无处不在。

2007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林毅夫在一年一度的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在比较优势框架下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经验作出总结,中国经济学者中有此经历者惟此一人。而多位同样获此殊荣的经济学家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

核心观点:国企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委托与代理人之间的道德风险,二是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者地位。解决的途径是剥离政策性负担,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林毅夫率领下,北大CCER也获得极大发展,聚集了一大批从海外归国的学者,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重镇与研究最前沿所在,在公共政策领域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林毅夫则说,“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了预算软约束。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于奏效,尤其,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

了解林毅夫的人们都表示,他能取得今日成就,与其惊人的勤奋密不可分。林毅夫曾半开玩笑地说,人面临的最大约束是时间,而要挤时间就要少睡觉,因为睡眠是有弹性的。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承担繁重的研究、教学、管理及社会事务的他,长年工作至深夜。

“大型国企的改革首先要剥离政策负担,如果剥离了政策负担,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国企经理是否有能力、是否经营得好、是否尽心尽责,可以从企业的实际利润和市场的平均利润的对比中充分显现,这样国企也不一定经营不好。”

天时地利人和

针对张维迎所说的国企产权不清,所有者和经营者不统一问题,林毅夫认为国企的问题不是产权不清,产权是国有的,是清楚的,国企存在的问题是委托与代理风险问题。即经营管理者架空了所有者,林毅夫认为,这种委托与代理风险不仅仅国企存在,实际上任何企业扩展到了一定规模时都存在。所以,解决国企的问题,不是解决产权问题,而是解决委托与代理风险问题。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正式称谓是“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Senior Vice-President,Development Economics,and Chief Economist)。从以往经验看,其职责包括管理世行庞大的研究部门,担任世行发言人,研究和制定世行发展战略,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对重大决策作出战略性研究等。

在国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认为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对于大型企业,不管国有还是民营,所有者和经营者必然分离,要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需要由公平竞争的市场,这样才能真实体现出经营者经营好坏。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多由世界知名学者担任。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任首席经济学家包括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尼古拉斯斯特恩(Sir Nicolas Stern)、弗朗索瓦布吉尼翁。这些学者就任前多执教于欧美著名大学,其中斯蒂格利茨卸职后于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萨默斯则在卸职后任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等,其他各人履历也非同一般。

核心观点:国企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清。产权不清才导致委托与代理之间的道德风险,导致国企效率低下。因此,国企必须私有化,通过私有化明晰产权。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不是一个寻常岗位,需要的是一位经济学知识方面的领袖,有眼光、有思想、有创新,还要能领导世行研究队伍。”世界银行金融专家王君表示。

与林毅夫针锋相对,张认为中国的国企就垄断,国企本身是造成市场不公平的根源,国企无效率可言。张维迎认为造成国企无效率的根源在于产权不清。因此,张维迎始终主张国企私有化,可以通过私有化明确其产权,从而解决效率问题。

在原CCER教员、花旗集团中国经济学家沈明高看来,林毅夫之所以能获得世行任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所谓“天时”,是中国发展到当前这个阶段,对世界已具有不可否认的重大影响;“地利”,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世界银行本身亦具有重大意义;“人和”,则是林毅夫本人的成就。

“但是我们更要看它的效率。”张维迎引用了官方统计数字,2010年国企占整个工业企业资产的42%,但产值只占27%,增加值占30%,解决的就业占20%。“投入产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张维迎说,“如果把给国企的资源投向民企,这些资源将会得到更好的利用,国家经济会发展得更好。”

在记者采访中,所有论者都提出了类似的判断,仅其侧重或有不同。

“国企并不真赚钱。”张维迎认为,国企所谓的“赚钱”,从经济学上讲,不能叫经济利润只能叫会计利润。

前世行行长沃尔芬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对《财经》记者称,重要的不在于林毅夫是中国人,而在于他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

他以电信行业为例。电信公司的牌照属于政府限制资源,竞标和竞争没有完全放开,电信公司并不为牌照付钱。如果竞标,一个牌照竞标500亿元,那么企业就要支付这种成本。“所以,电信公司表面上赚钱,实际上赚的是租金,或者叫准租金,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利润。如果把贷款利息优惠、资源占用等隐性成本算上,国企的利润是负的。”

佐利克则表示,选择林毅夫,是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对于发展问题、农村问题都有杰出的研究,可以给世行带来相关经验。

市场经济需要有公平的竞争,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下”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性作用”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公平。张维迎认为,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性作用”,只能靠特权——政府赋予的排他性地位来保持。“那么公平竞争就是不可能的。”

斯蒂格利茨也认为,林毅夫在中国长期致力于新农村发展,这对世行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问题是经济发展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而CCER是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研究中心之一,这表明了林毅夫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被很多人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国企的存在而导致的不公平竞争,使得好多民营企业家的潜能不能发挥出来。”张维迎说。

斯蒂格利茨同时告诉《财经》记者,作为第一位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中国人,以及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能为世行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发展组织注入中国的成功经验。他认为世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国企的大量存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态。”这个判断,张维迎一直坚持。“政府给国企大量补贴,一些民企潜能又不能很好地发挥,整个税基又缩小了。”所以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国企的存在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力量。

CCER教授平新乔认为,林毅夫非常适合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职位,这也表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政策应用水平以及CCER的成就,都得到了国际性的认可。他表示,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世行对中国背景的重视。

张维迎对于目前中央提倡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不赞同,他说,“但是如果有了国有企业,有了政府赋予的特权,好多民企也是通过跟国企搞所谓的联合来生存发展,实际上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瓜分国有资产,然后跟政府搞一种特殊的关系,得到特殊的许可。结果是,企业家精神的丢失。”

“中国经济多年来飞速发展,未来在各个领域的贡献都有望进一步加强,中国出身的学者也有必要承担其责任,并做出贡献。”平新乔称。

关于国企的改革,张维迎主张彻底私有化:先推动国企上市,然后国家控股减持,从70%到50%再到40%,然后民营企业家进入董事会,慢慢开始从有发言权到政府完全退出。“即使有些企业国家仍然要保留一些股份,我觉得最好是国家通过机构持股,但不作为直接的股东,不参与正常的公司治理,只通过投资分享红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介绍说,佐利克在2007年访华时曾在清华发表演讲,其主要工作方向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要让中国在世行运行和决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二是要帮助非洲扶贫,鼓励中国把经验介绍给非洲,并把资金投入进去。

林毅夫在国企问题并不客观,他所说的承担了政策性负担这种情况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是突出的,但是,进入本世纪之后,由于制度改革的停滞,国企被强化为保证社会性质属性的作用,国企实际上在金融、自然资源、市场和价格诸多方面获得了垄断地位,破坏了公平竞争,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次,关于国企存在的委托代理道德风险问题,我是同意童大焕的观点的:国企问题远远不仅仅是“委托—代理人”之间道德风险的问题,而是委托人本身也是代理人!国企的委托人和代理人都在事实上存在对名义所有人——全民的道德风险,其不仅公然与民争利,而且事实上存在大量的化公为私甚至由经济寡头向政治寡头转变。童大焕的观点与张迎维有很大的契合之处,即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是产权不清。

“林毅夫任世行经济学家,不仅反映了林毅夫本人的成就,也反映了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和世行高度重视中国经验的事实。”李稻葵说。

(童大焕的观点:而其所谓国企的“政策性负担”,则是完完全全的睁眼说瞎话。上世纪80年代起,世界范围掀起了重返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最大规模的当属前苏联和东欧转型,惟独中国反其道而行之,1998年启动了大规模的国企“抓大放小”,形成了少数国企的超级行政垄断地位。这些国企占有了半数社会资产,却只提供了8%的就业机会,拿走了全民55%至60%的工资总额!其中央企更是只提供了2900万个就业机会,跟台资企业在大陆提供的就业机会差不多。至于国企的“效率”,如果剥离土地划拨、行政垄断价格、银行利率优惠等政策,事实上效率比私企低得多,甚至总体亏损。)

有论者指出,林毅夫具备了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所有条件——正规、高水平的经济学素养,国际一流学术文章,语言水平能胜任在任的交流,以及足够的领导能力等。但也必须看到,国际上具备这些条件的经济学家不在少数,林毅夫并非绝无仅有。正是从事中国经济研究这一点,给林毅夫添加了重要砝码。

核心观点: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

事实上,林毅夫本人也一直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对中国经济的解释也将越发显得重要。他获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为他自己的这番论断提供了最佳注脚。

“我从来没有反市场。”林毅夫说,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

可以说,“通晓中国发展经验”和“优秀经济学家”这两点,相当完美地汇合于林毅夫一身,这正是世行做出其任命的原因所在。

核心观点:市场至上,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解决所有经济问题;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

“保持清醒”

张维迎被称为“市场先生”。关于市场,他有一个理念,“人的创造力只有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才能迸发出来。相信市场是推动人类幸福、技术变革和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张维迎说,这一理念是最重要的,如果对市场本身没有信心,就会把出现的很多问题归咎于市场本身。

在记者采访中,所有论者都对林毅夫获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表达了衷心祝贺。这或许能够代表人们对这一任命的普遍态度——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体现,是对林毅夫本人贡献和能力的高度肯定,可喜可贺。

在其看来,市场是与自由划等号的概念。“市场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自由市场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市场本身意味着你尊重别人的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也是法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最基本的限制。

但人们能不能以世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肯定,就此满足于中国经济的已有成就、从而高枕无忧呢?对此,有学者表达了深层次的反思。

张维迎在2013年11月的人文经济学会上说,市场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自由、财产权和企业家精神。“这些要素其实都需要法律的保护,这就是政府要履行的职责。”他在那次访谈中说,“自由需要法律保护,财产安全需要政府保护,企业家精神只有在相对稳定的产权保障环境下,才有可能迸发出来,然后变成创造财富和创造价值的力量。这也是政府的意义所在。”

从中国的宏观经济指标、减轻贫困的成果、科技成就来看,中国经验毫无疑问可以为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借鉴。但如果从人类文明轨迹的角度,中国经济前景并非清晰得一览无余,在推广中国经验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其局限乃至可能的缺陷。在经济金融制度、法治发展、贫富差距、民生福利、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诸多方面,中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

“我还是这样认为,未来30年的前15年重点应该放在建立法制社会上,也就是说把政府的权力放在法律之下,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可以超越法律。”张维迎说,法制建设不是政府怎么管老百姓,是要建设透明公平的规则,并且法律面前没有特权。他依然坚持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

当然,林毅夫的工作与这种反思并无矛盾。沈明高即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它指出,计划经济的最大问题是不按比较优势来配置资源,而价格扭曲的消除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所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中的种种扭曲,还是向市场经济转变不够彻底所致,也偏离了比较优势理论所提示的道路。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林毅夫声称他从来不反对市场,与张维迎相比,就好比是后者是一个大烟鬼,而林毅夫只是不反对吸烟。在林毅夫那里,政府与市场是并行的,甚至就重要性而言,政府强于市场。林毅夫一直强调自由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缺一不可。而张维迎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市场会失灵,政府最好是不要;其次,政府的存在是为市场服务的,是政府围着市场转,市场为本,政府为末。这种市场至上的观点,在林毅夫那里是不存在的。他醉心于政府的干预恰如张维迎醉心于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毅夫不蒂为计划经济学者。

另一方面,平新乔也表示,人们尚不能对中国经济研究过于乐观,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原创性贡献还极其有限。“即便是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学说,其最终能否成为教科书级别的经典理论,仍有待时间检验。”平新乔表示。

四、关于中国三十年的是非判断

 

核心观点: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成就巨大,政府的绝大部分政策是对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模式成为新兴国家发展的榜样。

 

林毅夫认为,如果除了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外,中国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错误的,那么,中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何谓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以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以先验的标准来评定,从这些成绩来说,应该肯定中国政府过去35年采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中国的转型经验虽然违背了主流的理论,但是有一般意义的,对启发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其发展绩效至关重要。

与张维迎坚定地维护市场的作用一样,林毅夫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5年的经济成就也是一个坚定的维护者。事实上,他的理论观点有两个重要的基石,一个是东欧的实例,一个便是中国35年来的经济成就。他甚至将中国35年来的做法上升到了模式高度,认为具有普遍的价值,可以作为其它新兴国家的榜样。

核心观点:过去三十年有了很多进步,也向市场经济迈进,但离真正的市场经济很远,是一种有市场要素的管制经济;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贸易的发展,并非政府的功劳。

“中国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很远。”张维迎承认中国取得了很多进步,一些消费品市场的进步比生产资料市场的进步要大得多,一般性产品比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基础型产品市场要进步;产品市场比要素市场要进步,即使是要素市场以及信贷和资金领域,也有很多进步。

“整个改革的30多年,的确是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的方向走,但是首先在产权制度上就不能叫市场经济,如果国企占GDP比重超过10%就不叫市场经济。此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还很多,结果是中国大量的企业家做决策时,首先不是看市场,而是看政府。这是一种有市场要素的管制经济。”

张维迎对于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成就并不否定,但对此他与林毅夫不同之处有两点:第一,这个成就不是双轨制的功劳,不是政府干预的功劳,而是市场经济的功劳;第二,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GDP上,但代价太大,效率太低,环境与资源的代价太大;第三,在经济成就的同时,杨小凯曾经担忧的后发劣势变成了现实,正因为经济上的成就导致了中国制度变革惰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反市场的力量借着经济的成就反过来包装自己,中国不但没有成为发展中国家改革的领头羊,反而成为阻碍制度变革的桥头堡。

林毅夫曾经声称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的解读无异于盲人摸象。本人觉得,林毅夫关于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评价真有一点如盲人摸象一般。如果说这是一个远离中国现实环境的外国人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林毅夫作为一个亲历者,这种逻辑思维就显得没有说服力了。只要是过去三十多年基本上身处中国的每一个中国人,从他自己的遭遇细节,都会明白这个政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了什么,这个政府以及它所制定的政策,到底对于中国的发展是促进还是帮了倒忙。否则,十年前杨小凯的命题今天就不会再次牵绕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心头无法散去。

五、关于东欧问题的判断

核心观点:东欧国家先行制度变革,非但经济增长远不及中国,而且存在的问题与中国一样多,甚至更严重。

东欧问题对于林毅夫来说,简直就是一张万能膏药,只要谈到发展模式他就要举东欧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之后经济失败的例子。这是构成林毅夫理论的另一块基石。他说,东欧,包括俄罗斯,先搞私有化,也就是先改革制度,但是经济并没有中国如此强劲的经济发展,诸如腐败等中国存在的问题它们都存在,甚至更为严重。林毅夫有担任世界银行的经历,在世界各国的情况方面,他的话似乎具有更大的权威性。

一向得理不让人的张维迎对于林毅夫总是拿东欧国家来说事,似乎总是语塞。情况真得如林毅夫所说的那样吗?东欧国家没有中国如此高的经济增长这应该是事实,因为在经济发展速度来看,中国是世界第一。但是,腐败等中国存在的问题,东欧国家是不是全部都有甚至更加严重,则值得研究。张维迎一再强调理念,他说理念比措施有时更加重要,他坚信符合市场规律的制度一定会带来好的效果。

尽管林毅夫口口声声地说,中国存在的问题东欧国家一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他进一步提供了更加详尽的资料和数据。所以我不得不怀疑他是在虚晃一枪,并没有真正研究东欧国家的腐败等问题,而是想当然地下了结论。其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行政干预、腐败、低效率等问题恰恰不是制度变革的结果,而是制度变革跟不上的结果。对于东欧国家来说,旧制度虽然在形式上不存在了,但新制度的建立并不完善,旧制度下的影响必定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东欧等制度转型国家存在的问题与其说是制度变革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变革不彻底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将因果关系错搭了。

核心观点:双轨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是新兴国家利用后发优势优先发展经济所必须的。

奥门巴黎人手机app,十年前,他反驳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的论文中,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式的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他以推行“休克疗法”并发生经济动荡的前苏联与东欧为例解释双轨制存在的合理性,“保留计划轨会滋生腐败,在政治上的代价很高。当市场的那一轨相当强大以后,放弃计划轨的经济代价变小,实现市场单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所以,双轨制是给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不是像杨文所认为的,强化了国家机会主义”

核心观点:双轨制是万恶之源,无一是处,越早消除越好

双轨制是张维迎和杨小凯所深恶痛绝的,张维迎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变革,变革的对象就是要废除这个双轨制。杨小凯和张维迎所称的后发劣势,其实就是指的这个双轨制:经济的模仿是容易的,制度的改革是困难的,结果导致双轨制。

林毅夫对于政府的干预是如此地衷情,一个必然结果是对于双轨制的认同。同理,张维迎主张市场至上,政府离得越远越好,对于双轨制的痛恨也是顺理成章的。

问题的要害在于,双轨制到底是有害的还是有利的?如果是有害的,双轨制就要改掉,否则就不必改了。林毅夫一方面也承认要改双轨制为单轨制,另一方面又为双轨制唱赞歌,自相矛盾。按照林毅夫的逻辑:因为改掉之前双轨制是存在的,所以双轨制是为改革创造了条件,同理:因为在肿瘤割掉之前肿瘤是存在的,所以,肿瘤为治疗肿瘤创造了条件!

核心观点:次贷危机是企业家绑架政府的结果。

林毅夫直接提出,企业家也会利用各种理由寻租、绑架政府来谋利。“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就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绑架美国政府政策的结果。所以,政府固然要给企业家的创新提供自由的环境,但是,政府也要提防被企业家绑架。”林毅夫在FT中文网上的解释中写道。

核心观点:次贷危机恰好是政府干预银行体系的结果

关于本次发生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张维迎恰恰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果。“什么是次贷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有些人借钱买房子之后可能还不上钱。问题是,当初他买房子的时候为什么有人愿意给他垫钱,没钱买房的人为什么银行会给他贷款?”

一个买不起房的低收入者,银行当然可以拒绝贷款,因为他的支付能力不够。“但是美国有这样的法律,要求银行必须贷款给没钱买房的低收入者,所以就形成了没有能力买房子的人都在买房子。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恰恰是政府对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干预造成了次贷危机。”

在次贷问题,林毅夫看问题的深度不及张维迎。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银行界绑架政府是因为政府在此之前主动粘到金融界和房地产界所致,否则,银行界想绑架也挨不上呀。这种情况其实与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和金融业的情况极为相似。

不得不认为,林毅夫与张维迎的差别,一个是工匠,另一个是大师。

八、关于新兴国家的发展模式

关于新兴国家发展模式,林毅夫有其一整套概念和体系,概括起来:

不承认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最优社会制度;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制度相适应;

政治制度是内生的,不是外部移植的,因此,制度的变革应审时度势,选择合适时机进行,不能在经济发展状况不成熟的时候预先进行制度的变革,因为这样做违背了制度内生性的原则;

具体到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科技和经济方面存在巨大的落差,首先应该利用这种落差迅速发展经济,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根据情况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以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按照上面所说的体系,可以产生下面合理的推理:

西方主流国家的制度并不是其它国家唯一的选择以,各国可以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中国最近三十五年的发展模式也可以成为一种值得向外推广的模式;

因为没有唯一的模式,而制度又是内生的,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在经济发展之前预先确定任何的政治制度框架,因为我们无法保证预先构建的政治制度是不是适合,只有走一步看一步;

因此,杨小凯主张的先进行制度改革是绝对不可行的。

与林毅夫一样,张维迎和杨小凯在发展模式方面也有一整套概念体系:

市场经济加上民主宪政具有普适性,是迄今为止最合理的经济体系和政治制度,是新兴国家发展的唯一道路;

既然是唯一的,就不存在什么可以选择的问题;

就变革的惰性和难度而言,经济和技术等变革是容易的,制度的变革是困难的;制度的变革在经济较为困难的时候更容易,更有变革的动力,而在经济发展情况好的时候,制度变革缺乏动力;

因此,具体到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差距,经济发展上具有后发优势,但如果在乘发展的初期建立好宪政制度,反而优先发展经济,那么,经济的发展反而为政治的改革带来了阻力,它消除了制度改革的动力的迫切性,甚至,会被落后的制度作为其存在的最好理由,从而,后发优势便成了后发劣势。

由上面的体系我们可以做出下面合理的推论:

因为只有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是唯一的道路,因此,中国模式不应该成为其它新兴国家可借鉴和复制的榜样。中国并没有找到什么自己的发展道路,因为道路只有一条,不用找;

正确的发展模式必须是制度改革优先,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新兴国家的后发劣势;

中国近三十多年虽然在经济在取得了巨大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可持续,没有后劲;东欧有俄罗斯等制度转型国家目前虽然发展的速度比不上中国,但是,它们打下了制度的基础,它们更有未来。

这一点,是被大多数人所看到的林毅夫与张维迎之间的争议所在。但是,本人认为,这一点是林毅夫与张维迎一系列不同点导致的最后结果。杨小凯与张维迎是坚定的普世价值论者,而林毅夫不认同普世价值,倒向当权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局外人看中国的表面现象和宏观面,更可能赞同林毅夫的观点,而如果你是一个身处中国现实的人,你就会知道,杨小凯在十年前的预言事实上已被应证了。否则,在中国利用林毅夫的后发优势取了巨大经济成就,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林毅夫还会郑重出席杨小凯的十周年追思会,并与张维迎拿着话筒推来推去,争得不亦乐乎了。

从上面所列的八个方面,我们可以勾勒出林毅夫和张维迎的基本面貌:

巴黎人app397997,林毅夫,一个在1979年在中国还处于文革末期,中国大陆变革还看不出端倪的时刻,便毅然脱离自由世界,囚渡厦金海域2000多米投入了共产主义世界怀抱的红色青年,到今天仍然为双轨制唱赞歌,他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一贯的。在市场与政府之间,他不反对市场,但更相信政府,他的信念:政府不干预一定会失败;与捍卫政府和双轨制一样,几乎是独军奋战为中国的国企辩护;他不认为这个世界只存在一种最优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且认为制度是内生的,因而反对制度的外部植入,强调各国的特色,当然也就推崇中国特色;就新兴国家而言,他主张先发展经济后看需要再进行制度变革,理由是存在“后发优势”,而且这样做会使得制度的变革所付出代价更小;具体到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保持双轨制先行发展经济是更优的选择,双轨制的存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因而双轨制不仅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为改革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他认为支持他的理论有两个有力的证据,一个是正面的证据过去三十五年中国大陆高速发展,反面的证据便是过去三十多年东欧国家停滞不前,因此,中国模式可以作为新兴国家发展的样板。

一个政治左派、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一个反普世价值论者、一个中国特色论者,四位一体,就是林毅夫。

张维迎,一个五十年代末出生在中国饱受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折磨饿着肚子拉扯大的陕西汉子,到今天成为市场经济的铁杆粉丝,是中国觉醒一代的代表;市场至上,自由竞争至上的观念导致他对于产权的明晰格外看重,对于政府干预格外反感;与反对政府干预一样,对于国企他没有多少好感,“国企的存在则意味着不公平”这是他始终坚持的观点;他坚信世界上存在一个最优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是唯一的,无可选择的;他认为制度的变革是在经济发展受到挫折时才会有动力,而在经济发展较好时,这种动力会受到削弱甚至消失,因此,他主张制度改革先行而经济发展后行;他所坚信的最优的经济制度就是市场经济,而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宪政;因为最好的制度是唯一的,无可选择的,因此,可以一开始就改革制度,这样才能为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三点,他认为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如果不先行进行制度变革而优先发展经济,则所谓的后发优势将变成后发劣势,经济成就会变成利益既得者阻碍改革的挡箭牌,最终制度的改革会变得越来越艰难甚至根本改不动,从而经济的发展没有持续性;为了避免这种后发劣势的出现,他主张制度变革优先,经济发展在后;他认为支持他的上述理论的实际证据也在中国大陆,他认为近三十年来的现实状况越来越证明了后发劣势的存在。

一个政治右派、一个自由经济学者、一个普世价值论者,一个反中国特色论者,四位一体,就是张维迎。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个人之间的不同,各个层面都是对立的,甚至称得上针锋相对。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中国政治界和理论界的境遇的差别。林毅夫的观点和理论体系简直就是中国大陆官方经济和政治理论的复制版,因而决定了林毅夫成为官方的座上客,从官方的立场来看,林毅夫的东西怎么看怎么舒服;张维迎的观点和理论其前提就是反政府干预的,就是要革政府之命的,政府对于这种经济学家当然是避之不及了。尤其是在号称掌握了宇宙真理、拥有三个自信、四个坚持百年不变的中国,张维迎能够不受阻碍地发声已属难得了。

相对于张维迎的理论,林毅夫的经济理论更加远离真理,但它对了政府的味口,因而有用武之地,林毅夫作为御用学者可以亲自实践他的理论。自己的理论学说能够在一个大国之内得到应用,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没有比此更令人醉心的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林毅夫实现了前面三个目标。而张维迎的经济学理论可能更加接近真理,也更为理想和动人,但让政府反感,便永远不能得到系统的应用。空有一身本事却无人赏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张维迎恐怕永远只能停留在第一和第二个台阶上,这不仅是张维迎个人的遗憾,恐怕也是中国的遗憾。

林毅夫:理论很骨感,现实很丰满;张维迎: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最后,很多人认为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的差别不过是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孰先孰后的问题。浮尘先生则认为,这种认识大错特错。按照张维迎的方案,先进行制度变革再图经济发展,可以造就一个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框架内的市场经济国家,从而获得可持续的长久发展,这是数百年来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正确道路。但是,如果按林毅夫的方案,也就是中国这三十年尤其是最后这十年的做法,实际上中国已经发育成一个怪胎:一面是微观市场经济和全球贸易驱动下的GDP高速增长,一面是无法撼动的一党独裁、双轨制、全民腐败、全方位的污染和资源枯竭;畸形的经济增长成就不仅没有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动力,反而变成了独裁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抱残守缺、逆世界民主潮流的最大资本和理由:N个自信加上N个绝不,中国之梦、宇宙真理纷纷高调登台亮相。按照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中国没有能够走上宪政和市场经济道路,反而“闯”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与世界文明发展潮流渐行渐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林毅夫期望的结果,但我知道这恰恰是某些当权者所期望的结果。中国的现实走向一步一步映证着十年前杨小凯和十年以来张维迎所痛心疾首的担忧,而这一切竟然成了御用学者林毅夫证明其理论正确性得意证据,并且被官方堂而皇之地包装成了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推向了世界。

时光不可倒流、历史无法重来,林毅夫的道路和张维迎的道路绝不似木匠造桌子一般,其殊途无法同归,这,便是林毅夫与张维迎十年之争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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